桂南会战后期的宾阳之战，中国军队本来云集重兵哪个证券公司可以加杠杆，已形成大兵压境之势，结果却痛失好局。
其实，这场战斗中国军队所暴露出的缺点，恰如战前日军一份机密档案所分析的那样：
缺乏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；攻守之间无法自如转换；战机捕捉能力及战略伸缩性缺乏；在发起攻击时又无法抓住重点。
亲身参与桂南会战的蔡廷锴也认为，此次作战暴露出中国军队几大问题:
“在战术言，能攻则攻，不能攻则守，守不得则退，此次会战似犯不知相机进退的毛病”，“自宾阳失陷后，我大军紊乱异常，不能作有秩序的转进，向宾阳之敌夹击，故一溃即不可收拾……各高级司令部联系不密，毫无协同精神，且缺乏坚定决心。”
至此，中国军队不仅三路会攻南宁的作战计划落空，且经宾阳一败，兵力损耗严重，短期内难以反攻南宁。于是，中日军队在广西呈现对峙状态。
客观来说，日军增兵六万以后，广西境内日军总数已经高达近10万人，而该省中国军队总数也不过18万，日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我军，再要收复南宁和巩固昆仑关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但是，此次日本人所谓的宾阳战役，中国军队之所以失败，完全是高层指挥的失误，包括白崇禧、陈诚以及具体执行的叶肇等人。
其中，叶肇的问题最为严重，在白崇禧明确命令他占领永淳，仍然按兵不动。随后，部队又被日军一触即溃，根本没有起到防御的作用，所以，叶肇此次被处分的最惨！
蒋介石认为，桂南战败主因便是:“主将疏忽处置不当，此为自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事。”
2月21日，蒋介石从重庆飞往桂林，第二天，即由桂林抵达柳州，下车后，即召集高级将领训话，讲评此次桂南战事失败的原因：
“半由高级指挥官骄矜疏忽，未有精密之研究所致；半由各部队素质太差，且无独立作战之精神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
这次训话，为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奠定了基调，所谓“半由高级指挥官骄矜疏忽”，其实，便是直接指向白崇禧。
据时任白的政治秘书程思远事后回忆，实际上，这次会议是“整肃白崇禧的一次会议”。蒋介石向桂系彻底摊牌，揭露白崇禧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，抨击桂系军队作战不力，贬低白崇禧在全国军事将领中的威望，以期进一步达到使广西省中央化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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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军事会议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
在柳州，蒋介石住在羊角山高级农校校本部（现柳州结核病防治院），白崇禧及桂林行营人员全部住课堂，陈诚、李济深、张发奎及各集团军总司令、军、师负责人全部住在鱼峰山脚的乐群社。
2月23日，柳州军事会议召开，主要目的是检查昆仑关战役失败之原因，追查战败之责任，执行奖惩，整肃军纪，重振军心。
会议地点就在该校校本部礼堂，这座小建筑是一栋黄色外墙的两层西式小楼(包括地下室在内是三层)，该楼系欧式建筑，建成于1926年。
随同蒋介石来到柳州的宋美龄、蒋经国、张治中等人也列席参加。
会议期间，羊角山和鱼峰山一带，军警密布，警卫戒备森严。
会议由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主持。出席人员有白崇禧、陈诚、李济深;行营参谋长林蔚、副参谋长俞星槎，秘书长梁寒操，总参议王泽民、兵站总监陈劲节及各处处长和业务有关人员。
其余全为部队主官――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、集团军总司令夏威、徐庭瑶、蔡廷锴、叶肇等；
参会的军长有杜聿明、郑洞国、何宣、韦云淞、陈骥、邓龙光、黄涛等及各师师长，与会人员100多人。
蒋介石致开幕词，他首先抨击军队作战不力，矛头直指白崇禧，表示曾对昆仑关反攻抱有极大期望，以为兵力上巨大的优势，敌弱我强，本以为胜利在握，而结果既攻不下昆仑关，又收复不了南宁，反而造成守军重大损耗，更使第5军损失惨重。
接着，他拿起一本小册子，语气稍见缓和：
“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是我们所拿到的敌大本营陆军部编发的《士兵须知》。这篇东西，大家都要拿来研究。要知道，平时我们得不到敌人的东西，无法去考察他；既拿到了敌人的文件，无论片纸只字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研究！
这里面说'战斗的胜败，并非决于当时损害的大小，而系于战斗意志的强弱’，这三句话，可谓至理名言。
即如我们此次桂南作战失败，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将领战斗意志不坚强！我们切不可说我们此次失败并没有受什么多大损失，因为没有多大损失，就以为不要紧。
要知道：如果我们的战斗意志从此丧失，那就无异于精神上已打了败仗，虽然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，而精神上已等于全军覆没了。
我们军人打败仗有时无法避免，但如精神上战斗意志丧失，给敌人看轻欺侮，则生不如死……”
此语一出，夏威、叶肇、徐庭瑶这些集团军司令个个心中一惊，感到大事不妙，心中有鬼之人常会感到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的。
夏威心中最为紧张。此次作战期间，他曾对第175师师长冯璜说过：“抗战是长期的，莫把本钱一下赌光。”
因而，16集团军各部军心不稳，纷纷虚应战事，遇敌也不认真抵抗，结果，使得日军长驱直入，从我军背后突入宾阳，致使我军全线崩溃。
所以，第16集团军未能起到阻滞、袭扰日军的作用，因而对整个战局造成严重影响，身为总司令，夏威原就难辞其咎。
更可气的是，会战正酣之际，夏威母亲亡故，他竟抛下军队回家守丧。这还不算，当白崇禧命蔡廷锴接替其指挥权时，他却拒不交接，战机就此贻误。
而徐庭瑶，开战伊始就在军事会议上，当着满屋的军、师长说道：“我先给大家透个底，万一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可以自行撤退。”
预2师师长陈明仁当即站起来大声反对：“不行！现在是紧要关头，提都不能这样提。”
徐庭瑶看了一眼陈明仁，见他虎目圆睁，怒气冲冲，知道陈明仁脾气暴躁，敢于犯上，但又是一员难得的悍将，连委员长也非常看重，所以，也不跟他计较，只是说：
“退下来，还可以在广西境内打游击嘛！还是可以守卫桂南嘛！”
陈明仁不依不饶：“我们预2师退不下来。”
徐庭瑶出身北洋军，几十年的官宦生涯，早已将他的锐气消磨殆尽，面对这种尴尬局面，也只好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大家看着办吧！”
因此，蒋介石说到“无战斗意志”，徐庭瑶无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至于叶肇，更是以善于逃跑而闻名。
淞沪会战后，叶肇的第66军负责保卫南京，他信誓旦旦说“誓死保卫南京，与南京共存亡”，但刚和日军交锋就全军溃散，他混在难民群中只身逃亡。在逃跑的路上，又被日军俘虏，他冒充伙夫，身份才没被识破。
途中，日军让他负背行李，跟随行军。晚上驻宿，他见没有守卫，才趁机逃脱。
南京失守后，第66军在湖南茶陵整补，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，也取得了一些战绩。薛岳揣摸蒋介石的意旨，给予第66军“钢军”称号，用以挽回叶肇在南京丢失的声誉。
之后，叶肇回到广东，就任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，他在对部下训话时，竟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叶肇在外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，你们在广东为什么屡吃败仗？”
此次反攻南宁，叶肇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他无视军令，消极避战，造成全线崩溃，自知罪责难逃。
就在这些将领心怀鬼胎、忧惧不安的时候，蒋介石提高了调门继续说道：
“大家骄傲轻忽，不研究，不准备，这是我们过去失败的主因，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应力改切记的教训。
外国人常对我说，我们中国人很聪明，但不重研究；因不研究，所以，无论大小事情多半失败！
你们看，我前年在南岳会议对于第一期抗战的总评，和对第二期抗战各项要则，以及我最近所颁发的抗战手本，已将我们过去抗战所发现的缺点和应改进的事项，与一切典范条令当中的精要事项，费了许多心血摘要给你们，但你们是否精心研究过，随时实行？
我请问一下，抗战手本，出版已有二三个月，不知道你们全部看过的有几人？”
台下黑压压坐着上百人，统计后只有22人举手，蒋介石大为失望。
“你们做主将的都不曾研究力行，那么，你们部下一般官长更不去认真研究实行，就可想而知了！
如此懈怠疏忽，不努力，不前进，打仗当然要失败！而受敌人如此的轻视侮辱情何以堪？
以后，大家要刻骨铭心，拿此次失败作教训，来洗刷我们的耻辱。”
蒋介石清楚，国民党军人的一大弱点就是马虎潦草，凡事很少认真对待。就拿此次会战来说，军委会三令五申，严厉督促，前线将领仍是我行我素，置若罔闻。
但是，他也知道，在座的不少地方将领，不但有私心，而且暮气沉沉，痼疾已深，可以指望的还是那些黄埔门生。
蒋介石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，众将领在台下听，大气也不敢喘。可这种训诫说了多少回了，又有多大的作用呢？
作为曾经的留日军官，蒋介石非常清楚中、日两国的差距。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，进而在30年之内，一跃成为东方霸主。两相比较，中国和日本差距甚大，要在几年内抹平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激励斗志，提升士气，或可有些弥补。
当天会后，张治中约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、政治部部长陈诚、参谋长林蔚等人，开了一个小组会议，说服白、陈以身作则，厉行赏罚。
首先从行营主任、政治部长自请降级起，依次处分一大批将领；其中，有的交军法审判，有的革职，有的记过。商量之后，由张治中草拟处分决定，面呈蒋介石。
在会议召开第一天下午，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紧急警报，会议暂停，下午2时15分左右，会场就遭到敌机大规模轰炸。
据统计，日军共出动数十架飞机，分批对羊角山轮番轰炸。蒋介石、宋美龄躲进附近一山洞方得幸免，因而，这座山洞得名“护蒋洞”。
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载：
“午睡初醒，二时十五分，闻机声，命卫士审其方向，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，乃急披衣整装外出，其匆促之情，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。
余知敌机如来炸柳，其目标必在余，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。
少顷，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。旋又来袭，低空俯冲投弹，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，计伤卫士12人。”
接下来的两天，会议继续总结经验教训，总结出了日军的四大优势：快、硬、锐、密。也总结出日军的四大弱点：（部队）小、（时间）短、（纵深）浅、（后方）虚，也就是说，日军兵力有限，没有纵深作战的能力。
随后，由各部队长官分别报告作战经过。发言时，陈诚带头批评白崇禧指挥失当，说他没有在宾阳、甘棠一带配置足够的兵力，以致为敌所乘，采用大迂回的包抄战法，使昆仑关正面守军陷于不利地位。
张发奎也认为:
“高级将领战斗意志薄弱。很明显，白崇禧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时犹豫不决。”
张还向蒋介石表示：自己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，但对反攻昆仑关这样重大的军事举动都一无所知，后期接手指挥时，也无人向其交代情况。
白崇禧针对陈诚的指责进行了一定的辩驳，认为陈作为战场监军，也难辞其咎，任何部署都是陈白二人共同签署的。但作为战场主官，白崇禧也深感指挥失当，失土有责，故自请处分。
在柳州军事会议闭幕会上，蒋介石说道：
“现在总结起来，重新对各位说一遍，就是大家要确认今后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，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；敌人只能做短时间的侵犯，而我们却可以长时间来周旋；敌人只能做近距离的进攻，而我们可用纵深配备来击破他；敌人后方一定空虚，而我们更可断行全力攻击以制胜！
就敌人的长处来说：以我之'稳定’，足制敌之'快’；以我之'坚韧’，足克敌之'强硬’；以我之纵深'伏兵’，可挫敌之'锐利’；以我之谍报'严明’，可破敌之'秘密’伎俩。”
会议进行到此，最后一项该进入正题了：赏功罚过。此次整肃处罚的将领之多、职位之高，是之前任何一次会战所没有的。蒋介石宣布：
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，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；
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，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；
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；
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;；
第36军军长姚纯撤职查办；
第66军军长陈骥撤职查办；
第99军军长傅仲芳撤职查办；
第36军参谋长郭肃撤职查办；
第49师师长李精一撤职查办；
第160师师长宋士台撤职查办;第9师师长郑作民已阵亡免究，该师番号取消，改无名师；
第135师师长苏祖馨撤职留任；
第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；
另外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被记大过一次。
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记功一次；
第46军军长何宣记功一次；
第76师师长王凌云记功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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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于柳州军事会议后，在附近的机械化学校大操场上检查军备和视察战车演习
此外，蒋还宣布：取消叶肇、徐庭瑶、蔡廷锴三个集团军番号；桂林行营不再指挥各部队，按战斗序列归第四战区指挥；
第四战区司令部由韶关迁移到柳州。 26日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宣布：
“当前已无反攻南宁的必要。”
整个桂南战役到此结束。后来，白崇禧于1945年10月递补因张学良退役而空缺出来的陆军一级上将，陈诚于1947年才递补因冯玉祥退役而空缺出来的陆军一级上将。
柳州军事会议一次整肃就包括2名军委会负责人、1名战区司令长官、2名集团军总司令、3名军长、4名师长被处分，可谓是空前绝后。既显示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，提升了全国军民的信心，也为蒋介石最终解决两广问题打开了局面。
对蒋介石来说，两广一直是心腹大患，久除不去。这次战败，恰好给他提供了机会，让他得以顺利地剪除那些两广实力派。
当然，他要区别对待。对白崇禧，由于根基实力尚在，加之其人才可用，因而只是剥夺了他的兵权，回重庆专任副总参谋长。为了安抚桂系，又对作战不力的夏威等人，网开一面，留有余地。
而对张发奎来说，这处分背的就有点不讲道理。
说来，张发奎和蒋介石结怨甚深。自北伐起，张发奎一直作为汪精卫的主要支持者，曾给蒋介石制造了不少麻烦。
据说半年前，汪精卫一到广州，就派出人去招降张发奎，张发奎当即予以拒绝。这件事虽然隐秘，但多多少少还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。
众所周知，张发奎和汪精卫渊源极深，倘若一时迷误，利令智昏，真的和汪精卫搞到了一起，华南就非重庆所能控制了。
基于种种考虑，蒋介石战前就向张发奎发难，先是剥夺他对广东的控制权，转而让他指挥桂南、粤南一隅。
张发奎一气之下，撂挑子跑回始兴老家，并大发牢骚说：
“我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，名义上和责任上，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，实际上，蒋赋予我指挥的始终只是两广地区之一隅。
我身任这样一个名不符实的职务，面对着如此凶猛狡黠的敌人，任何人都不难想到，如何运用本战区之全部力量对付当前的敌人，实乃极伤脑筋而又极觉难堪之事。”
不久，陈诚、白崇禧以及侍从室第一组组长张治中等人接连打来电报、电话加以规劝，催促他到迁江赴任。
张发奎目睹国家的危难，再加上众人相劝，感到个人的进退荣辱，不能萦挂于怀。于是离开老家，和陈诚、李济深一道，赶到桂林行营的前线指挥部迁江。
孰料，此时局势已无法挽救，桂林行营早已拟好了撤退命令。召他前来，只是为了联名签署，共担责任而已。
当时，白崇禧告诉他：“今晚的情况已不容丝毫考虑。”
张发奎不明就里，就稀里糊涂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其实，蒋介石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动作，一方面除了广西因素和个人恩怨外，更多的还是出于军队人事刷新的需要。
当时，很多军队将领思想陈腐，暮气深重，根本担当不了指挥现代化战争的重任，必须加以更换。另外，出于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需要，也必须在军队中培养一批忠于领袖的年轻军官，建立以黄埔军官为主导的军队人事体系，就成了蒋介石的重要谋略。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何应钦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几年来，他一直在努力铲除何应钦的势力。蒋鼎文、刘峙、顾祝同都被放在了不太重要的位置上，而这次桂南溃败，徐庭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整肃的对象。
徐庭瑶，人称“装甲兵之父”，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对国民党军装甲兵的成长做出了不小贡献。但他在“西安事变”时却误判了形势，作为何应钦的得力干将，担任讨逆军的前敌总指挥。
几年来，他一直隐忍不发，只是还有用得着徐庭瑶的地方。一年多来，借他之手练出了精锐的第5军，并推出杜聿明等一批将才。
如今，适值兵败，自然可以算算总账了。当然，徐庭瑶也是咎由自取，此次会战指挥无方，消极畏敌，如此将领，整肃一番也无话可说。
柳州整军，国民党军将领大受震动。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，除了要求向日军学习，进而激励士气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黜退了大批无能将领，为杜聿明、郑洞国等一批黄埔青年才俊的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。
而且，在桂南会战后期，蒋介石便已有撤销行营，将白崇禧调回之意。张治中曾向蒋介石进言撤销桂林行营，且“主张最力”。
张治中后来回忆道：
“因当时我看到一种不好的趋势，如昆仑关战役，桂林行营主任本来应该站在统帅的立场指挥部队，但事实上，谁来当行营主任，谁就站在部队的立场，这样就要损伤统帅的权威，关系很大。
在行营主任方面，这个地位也不大方便，因为，他指挥部队作战时，一方面站在部队立场，向统帅部提出要求；另一方面又站在统帅部的立场，向部队提出要求。”
张还认为:“在这个时候，为充实统帅部阵容，提高统帅部威权，必将负有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中央，以便顺利地统率全国部队。”
白崇禧个人，在会战后“风湿病大发，夜不能寐，手不能握拳，非常痛苦”。蒋介石让其安心静养，将指挥权彻底交给张发奎。
4月19日，蒋介石正式决定撤销桂林行营，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办公厅。其职责被限定为秉承委员长旨意“连系”各战区。
在当天的日记中，蒋介石写道:
“此举既经决议，则必断行，健生心理如何，不必过虑也。”
此后，蒋介石召回白崇禧哪个证券公司可以加杠杆，仍任其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，至抗战结束，白再未掌握实际兵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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